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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戚继光与俞大猷

最近翻历史,读到对比戚继光与俞大猷的一段文字时,觉得对于今人做事也有非常的借鉴意义,摘抄分享与君: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人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打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单纯的靠理想主义做事往往非常难成,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是否可嘉尚且存疑(此处多出贪恋名誉之辈),更何谈目标达成。俞大猷的计划理论上来讲对于国家军事单位的现代化大有裨益,但考虑当时国家之状况,即便要完成此项任务,沿海诸民必然多得耐受数年倭寇之苦。

借鉴与当下,往小可类比做手机,往大也可类比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万不可像海瑞那样不识大势不懂循序,最后留得一个“志大才疏”的评价,唐捐了几十年的辛苦。

摘抄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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